師彬彬 楊甜甜
在兩漢思想史研究中，王充及其著作《論衡》始終是繞不開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學界多聚焦王充“科學精神”“反迷信”特質，或將王充的思想簡單標簽化為“唯物主義”，卻對其思想的復雜性與矛盾性關注不足。青島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馬小菲博士的新著《濟世與利己——王充以“疾虛妄”為中心的思想世界》(以下簡稱《濟世與利己》)于202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東漢思想家王充的生命史與思想發展為脈絡，通過對《論衡》文本的細致解讀，深入剖析王充“疾虛妄”背后的“濟世”與“利己”的雙重動機，為理解這位東漢思想家提供了全新視角。
全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西漢后期至東漢初的思潮變遷，為理解王充思想提供時代背景;第二章考證王充生平與《論衡》創作歷程，還原其作為地方士人的真實處境;第三至六章分別圍繞“命”“天人感應”“鬼神”“人才”四大主題，分析王充思想的核心內容與動機。在“論命”部分，馬小菲指出，王充的命論不僅是對宇宙秩序的思考，更暗含為自身懷才不遇辯解的意圖;“論天人感應”章節揭示，王充對災異與祥瑞的態度差異，實則反映其既批判虛妄又試圖“為漢平說”的復雜立場;“論鬼神”部分展現其以自然主義解構民間信仰;“論人才”章節則凸顯王充對文儒價值的強調，實為其求仕心愿的直接表達。全書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王充如何在儒家理想與個人現實利益之間艱難平衡，這一矛盾恰是東漢地方士人思想風貌的典型縮影。
《濟世與利己》提出，王充的“濟世”與“利己”雙重動機，是理解王充思想的關鍵，也是對東漢地方士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作者通過分析王充的仕宦經歷與思想演變，揭示了這一雙重性的深層根源。從社會結構看，東漢初年雖崇儒學，但仕途仍為世家大族壟斷。王充“細族孤門”的出身，使其難以通過正常途徑晉升，這種結構性困境催生了其對“命”的強調——將個人不遇歸之于“命”，既是對現實的無奈接納，也是一種精神防御機制。從思想傳統看，西漢后期以來“尚知求真”風氣與“現實主義回歸”的思潮，為王充提供了思想資源。他既繼承了儒家“移風易俗”的理想(濟世)，又吸收了黃老“自然無為”的觀念解構神秘主義，同時在個人仕途受阻后轉向學術言說以尋求價值(利己)，形成了多元思想的融合。從個人經歷來看，洛陽游學的經歷使王充認同儒家理想，而長期擔任地方屬吏的現實，又讓他深切體會到基層社會的復雜與個人利益的重要性。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碰撞，直接塑造了其思想的雙重性。
《濟世與利己》的一大特色是對《論衡》文本的深度挖掘與對史料的辯證運用。一方面，作者充分利用《論衡》中《自紀》《對作》等篇章的自述性內容，梳理王充的人生軌跡與創作動機。如通過“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的記載，佐證其“博覽百家”的知識來源;以“仕數黜斥”的經歷，解釋其命論思想的現實根源。這種將文本與生平互證的方法，增強了論證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作者對史料保持必要的警惕。例如，針對《論衡》中對“頌漢”的強調，作者并未簡單視為王充的真心認同，而是結合東漢初年的政治環境，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避禍”與“求進”考量，揭示文本背后的復雜意圖。另外，作者廣泛征引《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傳世文獻，以及出土簡牘、漢墓畫像等考古資料，將王充思想置于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如結合東漢“通人”群體興起的社會風氣，解釋王充“博覽不守章句”的學術取向;通過漢墓中的鬼神圖像，佐證當時民間信仰的盛行，從而凸顯王充批判思想的針對性。
《濟世與利己》一書還原了王充作為地方士人的真實面貌，為理解東漢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提供了典型個案。它更啟發我們思考：在宏大的思想史敘事中，如何兼顧個體的復雜性;在“道”與“勢”的張力中，古代知識分子如何實現精神突圍。這些問題的探討，對于推進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當然，該書仍存在少數可商榷之處。例如，對王充“濟世”與“利己”思想的劃分在部分章節略顯模糊，部分論證依賴推測(如王充“頌漢”的真實意圖)，需要更多史料支撐。但總體而言，該書邏輯嚴密、史料翔實，是王充和《論衡》思想的一部力作。
責編：歐小雷
一審：歐小雷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