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賀綠汀。資料圖榮小平
秋日，我又一次踏上了邵東九龍嶺鎮新庵堂村的青石板路。依山傍水的“凹”字形院落靜靜佇立，前塘魚躍，后嶺松青，這座清同治五年(1866年)始建的磚木老屋，正是人民音樂家、《游擊隊歌》作者賀綠汀的故居。風掠過院角的老桂樹，恍惚間，又把我拉回到了30年前與賀綠汀先生那通短暫卻難忘的電話時光里。
賀綠汀先生晚年總牽掛著故鄉的發展。作為老新四軍戰士，他與邵東文化館的張克剛結下了忘年交，張克剛曾是我黨湘中支隊的地下交通員，同為邵東老鄉的緣分加上共同的革命經歷，讓先生對他格外欣賞與信任。改革開放后，張克剛先后十幾次赴上海探望、采訪先生，每次都能得到先生的熱情接待。那時我任邵東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兼電視臺臺長，張克剛每次從上海回來，總會到我的辦公室，把他和先生會面的細節、帶回的資料細細講給我聽、拿給我看。
1995年秋的一天，剛從上海回來的張克剛興沖沖地告訴我，他這次跟先生特別提起了我，說我也在收集先生的一些資料。隨即他撥通了先生家的電話，將聽筒遞到我手上。“您好，賀老!”因激動與緊張，我握著聽筒的手有點輕顫，而電話那頭傳來的卻是十分親切隨和的聲音，沒有半點架子。先生笑著邀我：“下次到上海，歡迎到我家里坐坐。”我也連忙懇請他回故鄉看看，電話那頭，先生的笑聲頓了頓，帶著幾分無奈：“我也想啊，可年紀大了，走不動了呀。”末了，他又叮囑我：“要是有家鄉現在的影像資料，讓克剛下次帶來給我看看。”
如今再次站在先生故居的銅像前，他溫和的聲音仿佛還在耳邊縈繞。這位從未扛過槍的戰士，當年卻以筆為武器，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歲月里，寫下了震撼人心的《游擊隊歌》。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34歲的賀綠汀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組建的救亡演劇隊，隨隊赴南京、武漢等地演出，最后到達山西臨汾八路軍辦事處。當時，八路軍正在開展游擊戰，依托山地叢林靈活打擊日軍。辦事處主任彭雪楓熱情接待了賀綠汀一行，并向他們介紹了八路軍抗戰的情況，還帶他們參觀了當地由繳獲日軍武器組建的炮兵團，賀綠汀深受觸動。
回到臨時住處后，賀綠汀輾轉反側，八路軍游擊隊伍的各種畫面在腦海里閃現。一天晚上，同屋的戲劇家歐陽山尊外出，賀綠汀在老鄉家的土炕上，借著油燈，以小軍鼓的節奏為靈感，先寫出了旋律，然后填上歌詞，一夜之間完成了《游擊隊歌》的創作。1938年年初，在八路軍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這首歌進行了首演，由賀綠汀親自指揮，歐陽山尊吹著口哨當伴奏，歌聲讓大家深受感染。此后，“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旋律，像戰鼓般響徹神州，激勵著無數軍民奮勇向前。
而賀綠汀的音樂成就，遠不止《游擊隊歌》。他創作的《牧童短笛》《搖籃曲》等作品，以靈動旋律勾勒生活圖景，成為中國現代音樂的經典;還曾為《風云兒女》《馬路天使》等經典影片配樂，用音樂為時代敘事;在音樂教育領域，他更是貢獻卓著，深耕不輟，推動著中國現代音樂教育體系的發展。
賀綠汀的童年，便是在這老屋中度過的。他出身于一個并不富裕的農村家庭，父親賀延齡是個樸實的農民，母親則操持著家務，日子雖清貧，卻從未虧過他讀書。六歲時，先生便跟著私塾先生識字，后來又進入本地的高等小學堂。那時學堂里有架舊風琴，每當課后，他總忍不住湊過去，摸著琴鍵琢磨音調，誰也沒想到，這份對聲音的好奇，會在日后生長成支撐民族精神的音樂力量。
后來他離開家鄉，赴長沙、上海求學，再到赴法國深造，一步步探尋音樂的真諦。可無論走多遠，故鄉的山水總在他心里。全面抗戰爆發后，他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毅然回國投身救亡運動，用音樂傳遞抗爭的決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雖身居高位，卻始終惦記著家鄉的教育與文化發展，多次托人打聽邵東的變化。
夕陽透過故居的木窗，灑在先生用過的舊書桌、樂譜架上。桌上還擺著他當年修改樂譜的鋼筆，筆桿早已磨得光滑。我輕輕撫摸著桌沿，仿佛能看到先生伏案創作的身影，他寫的是音符，藏的卻是對祖國、對故鄉最深沉的愛。
八十年光陰流轉，抗戰的硝煙早已散盡，但先生用音樂鑄就的精神豐碑，仍在這片土地上熠熠生輝。我知道，先生的故事，定會和他的音樂一起，永遠被國人銘記。
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