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熱心
二、余肇康任上做了什么
余肇康在1910年農歷五月初十日《日記》中記載：“……以易仲祥久不將公司歷年大賬刊刻，語侵甚力而皆不明事理，訐以為在愿，不值與辯，姑就題一發抨之，遂不覺冗長。此公司無論籌款、招股、購地、開工、買料節用及一切用人行政皆余一人任之，真所謂一手一足之烈。而自命為熱心公益一流人，時大侵害干預，轉使治從一而棼，其果心無他而言之公者不過三數人。余從不與校且事之推矣，以下之者，但欲速底于成，以免破壞大局也。若革不悟，以為可欺可脅，真不值一笑矣……”由此可見，余肇康這個總理干的是“籌款、招股、購地、開工、買料節用及一切用人行政”之事。
此事背景是，余肇康正在離長沙城幾十里的一個地方為其妾、誥封恭人的夏氏等修建墳墓，吃住在工地，可公司主要事務還得他點頭。有急事時，公司便將處理件送到墓地給他批判。這天，公司職員將這種不滿發泄出來，還要將賬目刊刻公布，其中有一點余肇康自己也認可，即公司籌款等大事他“一人任之”。在長株潭丘陵地帶修建這一段百多里鐵路，當年是一樁大難事，要解決路款哪里來、線路如何規劃、地皮如何買、涉及修路的各方關系如何處理等問題，至于遇到工程難題如何解決、內部運行如何順暢，則是坐辦總理的日常事務。
但不管如何難，余肇康帶領班子成員，在長株潭這片荒山野嶺中修成了這條鋼鐵動脈。長株鐵路全長55公里，設新河、長沙東、大圫鋪、易家灣、株洲5個車站，并與此前已通車的株萍鐵路接軌。
具體說，光緒三十四年農歷十一月（1908年12月），粵漢鐵路長株段在長沙北門外新河破土動工。宣統元年七月（1909年8月），又成立株昭工程處，在昭山的易家灣將工程分為兩段：一段由北而下40里至株洲，一段由南而上60里至長沙。宣統二年（1910年）農歷八月中旬，株昭段工竣，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試車至白石港，十二月八日（19ll年1月8日）株昭段全線通車。十二月中旬長昭段也竣工，十二月十九日（1911年1月19日）舉行試車儀式，長株段全線開通。作為近代文明的重要標志，長株鐵路首次將長株潭三地緊密連接，改變了湖南交通格局，也改變了湖南經濟發展格局。
（一）籌集修路資金
作為坐辦總理，解決修路資金是首要問題。據統計，長株鐵路全線建設耗銀近300多萬銀元，分攤每公里造價5萬多銀元。
籌資非常困難，這些錢怎么來的？為了招股集資，余肇康組建招股團隊，設立分支機構，到處演講，宣傳鐵路的益處和鐵路公司的運作方式，特別是湖南的“獨特之利益”和鐵路公司一些改革措施。
通過宣傳發動，從1910年下半年到1911年上半年，全省共認購優先股234萬元，又以抽取“租股”“房鋪租股”“廉薪股”等方式募股，到1911年上半年，共得股款500萬元。同時又奏請將賑糶米捐和鹽斤加價等項收入共472.26萬元撥歸筑路之用。
1907年農歷十月初九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招股活動結束后，回到所下榻的湖廣總督府，“次帥（趙爾巽）治酒餞行，待郎及朱梓辛、沈潔齋均在。既散，重與次帥商定路政一切事宜。湘電稿二：一電以督趙李鶴侍郎爾豐商借川路公司存款；一電粵督張安甫（圃）制軍人駿，商借粵路公司路余款各三二百萬。余又及請次帥在官錢局籌借二三百萬金，并約孫湯鄒在漢復開招股大會，留沅生在此監會。”就是說，長株段開工在即，請趙爾巽出面，向有“余錢剩米”的川路、粵路公司借錢救急，留下協理席沅生在武漢再“挖金”。
籌款進展如何，得向對自己寄予厚望的張之洞報告，“賓主皆已寢。余獨燃燭為長緘致冰相凡七頁，一氣呵成，已五鼓矣，其勞如此。”
為了籌款修路，余肇康想了許多辦法，他鑄錢賺取利潤用于修路。1907年農歷十二月二十二的《日記》記載：“午刻答岑中丞商銅元機器及分余利事。先是余與沅生在武昌商之趙次帥，奏請湖南重鑄銅元以救錢荒，并分紅利經資路用。趙帥允之，即擬呈面遁，回湘文呈岑帥會奏。兩院既照奏聞。余文電請南皮中堂維持。至是奉朱批：‘準照數，暫鑄一年。欽此。’于是湘中官紳莫不交相贊美。蓋湘中錢荒已甚，民間幾不見制錢，商民亦困久矣。一開重鑄，其喜可知，即路政靠萬分提振之時，尤深賴省，此以為明款也。至是岑帥囑會商司局定所分成數，及運回存滬機器事……”
余肇康在省內各縣設立股票發行機構。1908年農歷四月二十四日記記載：“并約王蓋宣之侄（啟吾）飲，以其招股于常寧僻縣，乃得四千余元也。”就是說，在常寧這樣的偏僻小縣也能招到股金四千元，自然要宴請招股者。
在省外，他還將招股發行機構設到了湖南人多的地方，北京、上海、廣西，甚至設到了南洋。《日記》中記載了一件事，兩位“熱心人”在南洋設機構招股，可是沒有股票（據），他們就準備自己印刷，余肇康獲悉后及時阻止了他們。因為此例一開，后患無窮。
這些辦法得到了湘省商紳們認同。他1909年十月初十《日記》就反映了這方面情況：“……午正乃往席祠接開議會，到者四百許人。兩日均到，接續開會，余開誠布公報告公司近狀，莫不折服，毫無問定，商九四酬資及籌款招股之法，五鐘散會……”
余肇康作為坐辦總理，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維護資金安全。錢是募集來的，一些股東作出抽走股金的舉動，這樣就會使資金鏈斷裂。他在1909年農歷五月二十五日記載：“龍研仙（璋）現充商會總理，欲提株路股原銀應用，致言來商，極力駁之。又緘發葵園、組庵、朱樾亭，約為此事理通達，乃能德性照定，未易定也……”
在《日記》中，他親自到開戶銀行查賬，看是否資金被挪用，真有幾次被他抓了“現行”。
（二）設計勘探路線
1909年，中國鐵路史“第一人”詹天佑帶著技術人員來到長沙，處理長株段修筑中的技術難題。對此，他的《日記》中并無反映。
曾有報道，余肇康在一份報告書中反映修筑鐵路之難：“查長株一段路工，雖僅一百五里。而如猴子石、豹子嶺一帶，瀕臨大江，懸崖陡壁，與九曲黃河石壁嘴等處均系石山，鑿險錐險。而猴、豹瀕河，又皆砌筑駁岸，萬分艱險。又如鴛鴦井……東瓜湖、白石港等處，率皆深潭巨浸，營建橋梁路線，此塞彼漏，此成彼潰，亦至困難……涵洞100余處，導流御漲，備極經營。又如省城北門外首站，縱240丈橫42丈，其先一片荒洲，有低至1丈余者，概系累工填成，規模宏敞……”因此，請詹天佑處理技術難題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余肇康《日記》中經常有外出勘路的記載，“1907年農歷九月十四日，同沅生共接（英國）工程師羅士。彼此互說，前合興公司移交之線界各圖，評量久之……”可見準備新修的長株鐵路，采用的是先前美國合興公司設計的路線。
1907年農歷九月三十日，《日記》中記載，“……英工程師羅士來辭，詳示株長路線勘法。”
1907年農歷十一月初五日，《日記》中記載：“工程師羅士呈初勘株潭路線圖，精細明白，彼人專門之學殊非中國人所及。”
1907年農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記》中記載：“緘致岑中丞，送線圖，請審訂。”
1907年農歷十二月初八日，他在《日記》中記載：“天復轉晴，勘路方便，十鐘（時）到公司，羅士（英工程師）隨來……午刻出城，迤邐至小吳門、瀏陽陽門以止，達到南城外之銅元局，中尖盤食。均尚妥帖，勤訪界接，仍照前者美國合興公司所勘路線……”
勘路也是到現場解決施工難題，最大的難題在猴子石、豹子嶺路段。1910年農歷二月十四日，應是工程遇到了難題，他在《日記》中記載：“出南城履勘猴子石以南路線。石工倚河開道，甚有至五丈者，鋸鑿不易，濟以火攻，至為危險。輿從其間經過，工匠知系總理，咸來保護，乃得出險……茂才作陪，中食后回程，渡江經豹子嶺，以達猴子石盡頭時船停……懸崖恍惚欲墜，工程師將鼙大石塊塞而以塞門，經土凝結之。此段石工需十二萬緍，可謂巨矣。”
1909年農歷六月三十日《日記》記載：“早七鐘到公司同孔靜皆、楊紹曾、徐次鶴、黃集材并楊、陳兩工程師，出北城至鴛鴦井勘線。僅只經行孔姓墳處，大外一田角而磋商十數次，曠時縻費，靜皆無一語不誣。各司事戚然。陳制弟經余勸阻而止。靜皆自名溝理學而意氣如此，余與交四十年，愧不能動之也，至是經眾商定，用其田角橫五丈，斜長三丈，此事乃了。”
這一篇記載涉及處理鐵道路基土地問題，本希望同行的同事能高姿態，可對方就是很“咬金”，最后只好公司方多出點“血”。
如何人性化處理工程當中的遷墓之事，1908年農歷六月一日《日記》記載了這方面事情：“……于善化購地事，關心繞墓與余實旨不合而楷詞殊悍戾，今乃約工程師及購地公所諸人同赴南城兩湖港一帶，謀求繞道，工程師甚以為難。再次與商，乃將護司馬家之明中葉始祖墓、葛明府慶同之祖墓、李薦邦同年之祖父母墓，咸讓出圈保全，荒墳不下二十冢。穉菴款酒不止，羅氏子孫到者七八人，萬氏子孫到者二人，咸稱謝……”
1910年農歷十月底，接到了工程上發現大型古墓的消息。他記載：“初鼓后，先是聞初明港田內掘進得一大石冢……土人破槨尺許，皆朽腐，方知是棺，棺漆仍黑光可鑒，未損。余急督令速即照舊封好，擬仍為筑成土冢。好在不擋路線，不必遷徒此墳。”
日記多次提到老龍潭，位于今長沙天心區妙高峰下東南方，與城南書院(今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南院)的納湖相連。當年朱熹、張栻共渡湘江，就是從城南書院登舟，經老龍潭、大椿橋、張公橋前往朱張渡的。修建長株鐵路時，余肇康本想盡量保護這片水域，但沒有如愿。他在1909年十一月十二日記載：“……譚、龍、胡、陳、童約看路線……又老龍潭路線太偏左，致將全潭中分為二，僅以拱甕通水。余令其偏右山為線則占潭不過二丈矣，順道至煉黑鉛廠之者……”
1909年十一月十九記載：“……緘致莊方伯及標統黃兆霄，約后明及柏工程師出南城，復勘南門外天心閣一帶路線，先是穿老龍潭中心而過，至是余必令改傍山趾，于是老龍潭得全。上人以為省龍所程，此處大族祖墳多在此，潭左右遠近墳不能不保全之也……”
可見為了保護墳地，只得犧牲老龍潭了。老龍潭中間筑成路基，潭分南北兩部。鐵路兩側漸漸填塞，火車從妙高峰下奔馳而過。
（三）處理施工難題
施工經常遇到難題，他這個坐辦總理親臨一線解決。《日記》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載。“晨布置公牘之屬。出南城履勘猴子石以南路線。石工倚河開道，甚有至五丈者，鋸鑿不易，濟以火攻，至為危險。輿從其間經過，工匠知系總理，咸來保護，乃得出險……”
1910年農歷二月十六《日記》中記載“……鹽道朱益齋同年來商豹子嶺、猴子石一帶用藥炸石事……”
在余肇康看來，過長沙城區十來里路線情況不一，難度一點也不弱于猴子石這一段。他在《日記》中記載：“此路雖僅十許里，如鴛鴦井之土旁、老龍潭之深塘、大椿橋長三丈余新土、便河里許深壕皆屬險工，行駛平速，差堪歷四年，拍影凡八延得生……”。
自然條件給工程出難題之外，更有施工過程中出現的安全事故，無疑第一責任人就是他這個坐辦總理了。1910年農歷十月底，就出了一起特大的放火引起的炸藥爆炸事故。
余肇康在1910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記》中記載：“時許……出城至工程彈壓示警。聞昨夕傍晚，殷家沖石工馬英杰和字分棚內不戒于大工匠，從夢中醒張，張皇失措，逃出七十余人，被炸四十五人，皆死一處，尸體頃倒，濟疊挨陳，焦黑殘壞，不忍卒視。頃刻奇禍至于如此，不知涕從何出。當即視長傳單，死者棺殮；撫恤傷者，人給醫藥資四緍，逃出者人給急據資二緍；其死者除棺殮均由公司購備外，每人給理奠撫恤錢三十緍。在大場躬自吊慰，莫不感泣。”
在二十五日《日記》中，他寫道：“今日善化縣舒鳳眙（廣虞）赴火廠驗質得四十五具；傷而未死者十九人，均送醫院診治；死者用白布遭裹棺殮。窮一日夜之力，乃訖。舒縣尊、袁凌明（長沙縣令）先后來詳告一切。余不為長論存恤各家屬……”
此事，陳先樞先生在《瀟湘晨報》載文：“在粵漢鐵路湖南境內干線修筑期間，湖南動用了超過萬名筑路工人。當時，筑路工程雖由鐵路總公司承攬，但實際上被層層轉包，包工頭往往巧立名目克扣工錢，根據公司規定的數據打個折扣，少則十去二三，多則十去四五。工人們就是在這層層盤剝之下辛苦工作。”“曾發生過一起令人揪心的慘案。1910年11月24日深夜，長沙南門外的殷家沖側鐵路石工和字分棚，由于‘把頭’賭博虧空公款，一氣之下放火自焚，將工棚引燃，大火熊熊。鐵工和石工從睡夢中驚醒，趕緊救火，搶救物資設備。孰料堆放的筑路火藥受熱爆炸，200多名工人被炸死。”
這樣的特大事故，在長株鐵路中僅此一例，但垮橋、塌方的大小事故是經常發生的，余肇康在《日記》中亦常有記載。此外，還有讓他哭笑不得的“插曲”發生。1910年農歷閏六月初六日《日記》中記載：“寶慶聞扣留枕木一千余方，至三月之久，僅以公司所給護照添寶慶二字，希圖就近，別無他弊，余乃移文讓之……”就因為兩個字的問題，差一點影響工程進度。
1911年三月初六《日記》記載，“忽聞南湖港雙港橋左甕坍塌，急坐火車往視。果然，此橋從淤泥中出腳，拱上加土幾二丈，壓力太重，故出情形。尚未驗收，仍歸包攬者賠修，雖于公司無損，而開事又延期矣。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恨之至……”
到了1910年初夏，長株鐵路修建順利開展，初具雛形，余肇康以一種欣喜心情巡視沿線工程。農歷四月十五日《日記》記載了頗有成就感的心情：“……再行迂道，視新河路工，迷道枉行數里。新建辦公處已成，十三日已遷入。同在事諸人視碼頭各工，鋼軌、枕木、砂石陸續已到，頗多規模，日日向上……”
隨著工程大規模鋪開，余肇康巡視工程的時間也越多，有時“看工程一周”。他在1910年九月初九日《日記》中記載：“……見午后出城勘湘城橋工已成，高二丈七尺，可以容火車頭穿甕而過，行人則行橋梁之表面，又須治左右……”
1910年九月初十日，他記載：“調查其工各件，不再往矣，看工程一周……”
可見，余肇康雖然做了大半輩子官，并無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的習氣，而是深入一線，現場解決問題，駕馭長株鐵路工程這趟“列車”順暢地運行。
（四）初步營運鐵路
經過3年建設，長株鐵路工程終于迎來通車的高光時刻。他在1910年農歷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記》中記錄了全路通車的歡慶：
“洙（株）昭四十五里工程車已通行二十余日，長昭并枝線五十七里路亦開通，惟南湖港橋工太大，甫經造成，浮土新松未敢適過，因定是日從新河枝路開車十里許通大椿橋而止。晨間在家治公司章事，食后出城到工程處布置尚省堂，金冠冕皆袁俊明（長沙縣令）之力也。紳商軍學到者四十許人，舉所記憶者長之沈幼嵐、黃敬興、陳程初、龍研仙、譚組安（庵），廖笏堂、楊華生、童子諒、貝元昆、俞芳午、李德濟、胡少卿、陳月軒、吳劍佩、黃紹馨、曹子谷、黃邦仲及弟……其他客補志。未到開車，沿路爆竹聲不斷，觀者如堵墻，歡聲雷動，同人鼓掌，頌余之功，謂明年必開全體大會歡迎。余愧謝甚力。內疚甚多，開支無節，定堪復變、質差。此路雖僅十許里，如鴛鴦井之土旁、老龍潭之深塘、大椿橋長三丈余新土、便河里許深壕皆屬險工，行駛平速，差堪歷四年，拍影凡八延得生。滿席散，仍乘火車至瀏城橋入城，到家到備柬請文武官府明日試車。傍晚赴中丞之約，同座沈中丞、研仙、梅勛、汪文浦……復明來商一切。”
二十七日是“鐵路人”自娛自樂，二十八日則是向官家“匯報”，這天余肇康在《日記》記載：“……出北城到工程處布置一切。梅勛先到，組安、佩衡、繼友到。公司如仲梓、海濤、月軒亦來相助。長沙縣沈大令來。始知昨日具柬漏鹽道吳觀察，急補柬加一親筆緘謝之。……楊中丞到最早，勸業道王慕沂（曾綬）、巡警道林齡（夢九）、候補道張（鴻年）、左（任先）緯先后到。登火車往返二十余里，僅十九分鐘，極為穩速。下車立車頭前拍影，觴燕盡歡而散。入城到家已二鼓后，便過公司布置章事。”
1911年農歷五月時，全路處于試運行過程中。他在這年四月十一日《日記》記載：“諮議局員均今日來，乘火車察觀長株全路……局員到者四十余人，唐愷之亦來。午初開行，申正乃返。往返二百二二十里，中間上水小食，去二小時，行只三小時了。一路均尚平穩，惟猴、豹險工尚多，不免戒心，賣票尚不敢決定時日。”
鐵路修好了，如何運營？余肇康也是開創者。他1911年農歷七月初九日《日記》記載：“……分緘致各處……現定期于六日開正式車。派四站站長：郭志、何善樵、張驤龍、許有慶；劉健歐警官，宋杲平警長，歐陽泰華稽查，徐麟、王允珍、龍驥俊恢閱，買票張藝、郭家雋、鄭鎮寰、曹鈞，驗貨鄭業州、龍振漢、陳能明、王猷，驗鎊饒祖拔、童先灝，電報黃長孝、周瀟意、宇強、漆先卿、玄金諾、劉贅，派袁俊明為車務處總管……”
現代鐵路的方便，他體驗到了。在1911年農歷七月二十九《日記》記載：“晨治事。出城，花車候于小吳門，登赴車務處。澤生（即黃忠浩，時任中路巡防營統領）約試車也。頃之，澤生子孫及曹夢奇來，易佑恂、宗羲先后至。一謝姓司事（惟南）同來。午初乘花車開行巡道，由大托、易（家）灣以達株洲，各站均登岸，巡視一周。回程在車中酒，談殊暢。到小吳門已五鐘。下車回家，澤生亦來。中丞已三次電約前往。至則仍商電部，為公司各項股分事……”
1911年農歷八月十九日《日記》記載了他和湖南新任巡撫余誠格坐花車巡視鐵路之事，“……巳刻出城坐平車到車處，所約試車之客，余壽平（誠格）中丞、黃伯南學使（兼署藩）、劉樸生提法（鐘琳）……組安（庵）最后至。午初登車，文武均由余知照匆來……以華洋合璧大餐，到大托鋪開飲。回到大托鋪，乃席散，往返二百里，而將坐花車事，頗暢。”
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在這一天，武昌起義爆發。這恐怕是湖南最后的“官場秀”，也為余肇康的事業畫上了休止符。
協調各方，盡快修好鐵路，從后續情況來看，并沒有因為爭路權、經費問題而拖后腿，許多棘手問題，在余肇康等努力下得到妥善解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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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