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熱心
三、路權之爭中的余肇康
就全國所有鐵路而言，“國有”還是“民有”、“官辦”抑或“官督商辦”“商辦”，貫穿著那個時期鐵路修建的始終。長株鐵路同樣如此。在與清政府的路權之爭中，余肇康唱的不是主角，主角是湖南官紳集團，沖在一線的是譚延闿（組庵）所領導的諮議局。
但路權之爭給主持修路的余肇康帶來極大的沖擊。好在余肇康始終抱著任何時候不中斷修路的信念，不受干擾辦事。這些，都記錄在那個時期余肇康的《日記》中。
（一）余肇康內心是贊同商辦鐵路的
余肇康內心贊同商辦鐵路，在辛亥革命前最后一篇日記中可見其心：“移唯不日即受代，而受不應代之，代不免為全湘惜，名乃國有，孰敢不承諾之？不臧則當官而行者之罪也。”意思是，長株鐵路修好了，可是不日將被“國有”，湖南將失去具有自主權的財富。
早在1907年，清廷郵傳部有意將長株鐵路“收”為部管，可上任不久的余肇康進行了堅決抵制。他在這年農歷九月初八日記載：“盛杏生（杏蓀，即盛宣懷）侍郎來自滬，欲借款于公司承修株洲到昭山一段鐵路。余謂但只作股東，不侵公司路權，因所案從侍郎均俟自萍鄉礦局。回再商侍郎，又述趙制軍殷勤之意，必欲余往鄂一商，因將電辭之意告知……”
1908年農歷八月二十一日，余肇康在家為母親治喪，而傳來代行執掌公司事務的王先謙竟同意了郵傳部的要求，他十分焦急，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心情，并采取了行動。“……日晡乃訖子昭來，深談株昭路線集股會諸人商允葵園，竟許部筑湘贖。余持之三年而不可奪者，乃以一電承之，唯恐余知，倉卒拍電。葵園無事不商余，此等大事轉為所惑，背余同電真不能可解。意者其中真有無字援筆。作長緘與諸人，尾云‘斬馬裹絲之中，本可不與聞，安擬喪大記，所謂言公事不言家事之例，一貫其立’。嗚呼，實得不已哉。”可見，余肇康對于清廷收回鐵路所有權持強烈反對態度。
余肇康對于代表人物爭路權的事，表達了支持態度。清廷原封疆大吏魏光燾赴京“上訪”之事，諮議局常駐議員曾繼暉等代表省諮議局，于庚戌(1910年)“八月初五日(9月8日)專程來邵陽，請卸任回鄉的前封疆大吏魏光燾為代表赴京請愿。魏光燾激于正義，當即馳赴省垣，草折上奏。”并鄭重指出：“……一旦以外款輸入，使湘省億兆人生命財產均無保存之日，勢必紛紛詰難，謂前此贖路無款，則以責之吾儕小民：乃于基礎既立之余，輒又顧易之他。民雖至愚，何能甘心！”
“為于路事晉省”的詳情，余肇康在《日記》中有詳盡記載：
八月二十七日(9月30日)至九月(10月)上旬，魏光燾“為路事晉省”后，受到湘路公司、省諮議局議員、商紳各界的輪番聚會歡迎，并忙于接待、應酬。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下午，“商外債”(要求取消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借款草約)會議在魏光燾住所召開。會上，魏同意“單銜入奏(即單獨直接面對皇上的啟奏)，眾乃喜”，贏得諮議局、商會、教育會等與會代表一致贊譽。
十一日會后至十三日，為草擬“單銜”奏折稿時段。十三日(10月15日)晚11時，魏光燾攜折稿親赴余肇康寓所，兩人商討至深夜，余為之“增損二百余字”。
十八日(10月20日),魏光燾“拒債商辦”上疏折定稿，由巡撫楊文鼎代奏。《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稱：“保路運動迅速展開……官紳余肇康、王先謙等人、以及湘撫……改變了態度，先后參與爭路……卸任閩浙總督魏光燾上疏拒款，湘撫楊文鼎即據以上奏”。
（二）余肇康對于爭路權的激烈言辭和行為是不贊同的
余肇康這種態度在《日記》中得到較為詳盡的體現。
“1908年農歷八月初六，……接湯稚庵來（談）株昭事，冰相以郵部故不肯歸公司承辦，欲公司電沈幼嵐（秉坤）轉讓定興協揆（鹿傳霖，時任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以要冰相。幼嵐方藩滇中，與定興有連故。稚庵擬托作調（調解人）人。余病其太曲折之，謝之。昨日陳伯屏（啟泰）中丞，言于株昭事，而與盛侍郎談。疑侍郎已電冰相。郵部請從公司請，既有此系鈴解鈴聲之舉，或當得諧，因代公司擬一電，請伯屏并電冰相引申其說。”
盛宣懷執掌的郵傳部以借錢給湖南修路為名，要將長株鐵路的株昭段交給郵傳部承修、管理，很有可能還要路權。余肇康進行了堅決抵制。這個過程比較曲折，先是余肇康回復盛宣懷，“余謂但只作股東，不侵公司路權。因所案從侍郎均俟自萍鄉礦局”“回再商，待郎又述趙制軍殷勤之意，必欲余往鄂一商。”第二天，湖南布政使“莊心安（一作醒龕）訪，來商株昭路事，盛侍郎令作舌人（說客）也，仍持昨說，請屬訪轉達。”作為湖南官紳集團的表性人物湯聘珍（稚安，原山東布政使）見盛不罷休，就想從朝中找人（鹿傳霖）說情，繞了一個大彎。對此，余肇康很不以為然，“病其太曲折之”。另一官紳集團成員陳啟泰與盛宣懷談話，發現了其中可能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于是，余肇康直接向張之洞說明自己的想法。
1908年農歷八月二十四日，“……集股會來復緘，甚長，皆強詞而并不能奪理。組庵三人來電，謂湘鄂路即致為官商合辦。”
1908年農歷八月二十五日，“葵園來信請余主筆電南皮相國，免致湘路官商合辦。余以茲事關系太大，不得不代擬稿，因一致南皮，一致稚安諸君，語頗嚴切……”
第二年，修路之事又起波折，因為清廷無錢投資，民間也無財力，鐵路督辦大臣張之洞擬借外款修路，這下由“廟堂”鬧到了“江湖”。對此，余肇康反對態度堅決。他在1909年農歷四月初六日《日記》中記載：“……公司與望生、仲梓談路事極久……”
“得組庵緘。滬上學生為南皮借洋款修路事，電組庵，合群堅拒。余因將南皮此舉于路權路利無傷實情囑組庵轉滬，自害路議，從公家每舉一事必有學生干預，又往往不得真實底蘊，不易調停也。曾重伯（廣鈞，曾國藩長孫，曾紀鴻長子）為長緘來論路事，多傳言失實亦馳矣，緘得之……”
路權之爭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也沒有個眉目。張之洞去世后，湖南商紳對于“保路”更加堅決，不僅僅在體制內“你來我往”，而是“立馬叫陣”了，湖南的鐵路股東會辦刊物，宣傳商辦鐵路主張，還點名“大批判”。對此，余肇康極不贊成。他在1909年農歷九月十八日《日記》中記載：“黎明往龍研仙（璋）商開股東會事，坐臨事久乃出，未起也。到公司治事，同友紛至沓來，手口知瘁。研仙創為路報，語多劇烈而欲公司出資，余據章痛駁之。張文襄（之洞）已作古人，為諷刺不遺余力，太非人情……”
（三）余肇康理解張之洞借外款修路的“苦衷”，但無法阻擋商紳爭路權行為
作為張之洞的老部下和學生，余肇康是張施政網格上一個重要節點，按理應該以“保證完成任務”為使命，但作為一個“打工者”，他得聽命于老板——長株鐵路的投資人。二者意見不合，他處于尷尬地位，既理解張之洞的作法，又無法阻擋商紳們的行為。
1908年農歷八月二十六日日記記載：“……接沅生電，謂冰相擬改公司為即官商合辦，系制商會路事。囑葵園勿領銜爭執云云，置謂一致為即局商機即去，路事難保而商辦不保矣。非湘利也！葵園昨既領銜事執公司之職，已盡成敗利耗，只好聽之……”
1908年農歷八月二十八：“電復沅生，京師冰相擬致公司為局，系為和商會起見。其實商會僅陳佩衡一人作難，近亦無異議，可不必制，電屬沅生求冰相弗改局，誠不料冰相忽作此想也。”
1908年農歷九月初八：“……沅生回自京師，述在京一切情狀，……對沅生三人千磨百折，僅得兩見，頗行請命，久之乃始允不改公司為局，仍歸公司自辦。屬沅生三人速度歸，商議借款之事。沅生語次猶有余恐。葵園已將回電擬出，交沅生來商。余乃加公司如因款項不足，暫借外債，須聲明不以路作抵押，一切用人行政理財查賬及公司于湘路等等權利，借主毫不干預，仍成為完全公司，如款股足數即不借用云云。似此較無流弊……”
這三天的《日記》的背景是，清廷基于自己的施政理念，除任命張之洞兼任“兩路”督辦大臣外，并要求各省原派之總理協理，均聽張節制，也就有張將“商辦”色彩很濃的公司改為“官督”色彩鮮明的局之舉。但這只是“名”上之爭，所以張讓步了。接著是借外債之事重新實質性運作，余肇康也就心事重重了。
他在1908年農歷十二月十一的《日記》記載自己這種心跡：“……接南皮相國電，擬借外債二百萬鎊以修湘路，而改商借為官借，似此則公司局面大變更矣，奈何？”
在1908年農歷十二月十二的《日記》中，則記載了想替張之洞撫平湘紳激烈情緒的情況，“……莊方伯（莊賡良，湖南布政使）來商冰相昨電辦法，坐移時許。況顏山來，亦久坐，為長電以致冰相，大致請防借洋債流弊，聲明不以路作抵押，不干予路利路政；又聲明，請勿改公司為局，實行官督商辦四字。有云以商辦釋全湘人士之疑，以官督釋憑藉大憲維持之力。電尚透切，送葵園審訂后復云‘明透周布，當可化去改局意見’。二鼓蘇厚庵部郎來，因詳出冰相昨今兩電并復電與閱，甚以為必將此立定。”
接著，1909年農歷四月初八、九兩天的《日記》，都是為釋商紳們的懷疑，而致電張之洞，請其公布“借法”，“譚組庵繼來，暢談四小時，同人以冰相借英款造湘路而不宣布借法，群擬馳電詢問。組庵以商余意見正同”“擬公電致冰相，請宣示借款辦法。”
1909年農歷四月十六，余肇康接到張之洞來電后，在《日記》中留下自己的心跡，一方面堅信張的老成謀國，另一方面也不由得對清廷的反反復復抱怨，“……接冰相電，詳述為川鄂湘借外債辦路之苦極虧，于用人之權絲毫未失，中國之利絲毫未損。冰相老成謀國，當自可信。然吾湘路政倘非一二，狂自被壞，早已開車，何致貸此巨金？雖曰無所損失，然個中之虧耗已多，可勝痛哉！”
1909年10月張之洞逝世，清廷命郵傳部接辦粵漢川鐵路。后來，路權之爭愈演愈烈，赴京請愿之類的事是譚祖庵等湘紳頭面人物的事，余肇康只主持修路。好在還算順利，大功告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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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