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熱心
四、余肇康給湖南和自己帶來了什么？
余肇康為湖南主持修成了長株鐵路。
1910年1月19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九），長沙至昭山段鐵路竣工試車。至此粵漢鐵路長株段全線貫通。
農歷十二月二十八日，雖然明天才慶典，但人們已經在歡慶了。余肇康在這天《日記》中記載：“……出北城到工程處布置一切。梅勛先到，組安（庵）、佩衡、繼友到。公司如仲梓、海濤、月軒亦來相助，長沙縣沈大令來。始知昨日具柬漏鹽道吳觀察，急補柬加一親筆緘謝之。楊中丞到最早，勸業道王慕沂（曾綬）、巡警道林夢（九齡）、候補道張鴻年、左（任先）緯先后到，登火車往返大約十九分鐘，極為穩速。下車立車頭前拍影，觴燕盡歡而散。入城到已二鼓后便過公司布置章事。”
長株鐵路開通于湖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學界有深入研究，這里不多贅述。余肇康《日記》記載的雖是個人經歷和感慨，但也印證了這種影響的一個側面。1911年農歷正月初七日，“……賓工程師來緘，以車行為軍人所阻，至欲用槍，亟出至小吳門城外候車，過嚴加誥誡，乃已到工程處辦事一小時，坐車至大椿橋勘工，往返二十余里，僅十分鐘而已，入城便報余標統欽翼少談……”就是說，火車這一便捷交通工具，給余肇康辦事帶來十分方便。
還因為鐵路需要，引進了近代通信設備，各方面聯絡十分方便。余肇康在《日記》中記載：“辛亥年正月十八日，……雜治公事。現于公司及工程處多以德律風（即麥克風）問答，省走力也。”
無疑，長株鐵路通車是余肇康人生路上又一個里程碑。這條路不僅讓他在湖南官紳集團中得到好評，而且也得了歷任督撫的肯定。就湖廣總督來說，無論是張之洞，還是趙爾巽或陳夔龍，都是信任有加。湖南巡撫無論是岑春蓂還是楊文鼎，抑或是余誠格，都對他充分信任。
特別是楊文鼎，不僅在任時支持路事，而且在離任之際，還上書為其謀求復職。楊在上清廷的折子中評價余肇康說：“實心任事，官聲政績，均著賢能；罷職回籍，閉門卻掃，不與外事；免鐵路總理，未賞支用一錢；艱苦經營，視路事如家事；程工購物，杜絕中飽；守潔平長，即此可見。近年旨收國有，湘人初甚爭執，靜鎮其間，竭力勸導，握防股款，不使稍有虧損，事乃轉寰就范；識力堅定，事過有為，云云。”余肇康讀后也覺得：“中間敘路工極詳，即采取公司平時所報成績。惟承中丞雅意，題目極為重大，而僅附片知能回天聽否？”
這份折子確實達到“天聽”了。不過，宣統溥儀當時只有幾歲，代批折子的不知是攝政王還是軍機處，反正是準了楊文鼎的折子。
于是，也就有了余肇康1911年農歷八月初一日這篇日記：“方起衣冠，告明于寢廟。接鞠首（徐世昌，此時任內閣協理大臣、東三省總督）、組安電：七月二十九日，奉旨開復原官，至為悚惕，五載沈冤，仰邀恩復自客春奉起用之，命報由吏部帶領引見，今則可經赴宮門請安矣……”
于是，八月初五日，余肇康上了謝恩折子，表示自己“復仰沐溫淪”，朝廷“湛恩之相疊”，讓他“彌塵下煙之屏營”，“終身皆戴德”。
八月初七日，余肇康看到了朱批：“余肇康，著加恩開復原官。該授同知道，欽此。”更讓余肇康欣慰的是，這一次起復的官員中，他有點特別：“查今上登極恩詔起用二十余員，微臣名刊第四，前三名侍郎傅子喜以內閣學士用，總督丁振鐸以待郎用，侍郎張炎以三品京堂用，第五之即史安惟峻以內閣侍讀用。此外，如道員則用知府、知縣則同縣丞、官無京外而已，無不地降一階用，微臣獨用原官，異數也，深用悚性，敬恭志之。”
其實，早在1908年農歷四月，余肇康雖然沒有官場實職，卻享受“四品京堂”的待遇。那一年，湖南請求讓袁樹勛專任鐵路公司總理，可清廷沒有同意。5月18日（四月十九）湖南改公舉朱恩紱（朱昌琳之子，字菊尊）為粵漢鐵路奏辦湘路公司總理，獲得清廷同意，朱恩紱當時主要的工作是以四品京堂身份巡視兵工廠，即監督軍工生產，無法分身，雖然也來過湖南鐵路公司打理，也就是“點個卯兒”，操作修路的事還是余肇康。清廷在加恩朱的同時，也賞賜余肇康，給了其“四品京堂”身份。《日記》中，余肇康記載了上至總督一級大員李瀚章、端方的祝賀，也列舉了地方官紳的祝賀。
其中他本人還上了謝天恩的折子。《日記》中記載——
“十九日，晴。辰刻，中丞送郵傳部電來，內開本日具奏，湘路政派總理來。旨：‘朱恩紱著開缺，給賞四品卿銜。余肇康著賞還原銜，余依議，欽此！’除咨達外，先行電聞并參轉致余總理云云……捧誦之下，天意還回，悚惶萬狀。而次罷官兩次恩復，均不及一年，殊非躬念所及，至是稍可以對靈老母矣。惟菊尊以實缺通換此卿銜，頗為吃虧。然湘路得菊（鞠）尊同辦，自是老事。余亦可漸圓滿挈局矣。”
“二十四日，官紳故交來賀者轉自慚愧，電謝郵傳部堂官并南皮中堂，又電答端制軍、陳小石制軍，并催菊（鞠）尊速歸。”
“電復京朝，官報奏謝。”
從日記的記載來看，余肇康為長株鐵路付出了許多。《日記》中經常看到“在公司治雜事甚多，至三鼓返家”。“三鼓”也就是報時的鼓已經敲了三遍，最起碼是凌晨3時了。在這四年的時間里，兩個孩子夭折，母親去世，都重創了余肇康的心靈，可他依然一邊處理家事，一邊打理修路之事，堪稱忠于職守了。
當然，從日記中這些記載來看，余肇康被罷官后依然未能脫離清王朝體制，雖然沒有實缺，但仍然有著品位，因此在處理路事中，與上至朝廷大員、封疆大吏關系密切，下與地方官員友好相處。也正是修這條路的作為，讓他見重于地方督撫，因而得到重新啟用。
鐵路其實是晚清政治的風向標，朝野都明白，中國要富強，沒有鐵路不行。可是修鐵路需要巨資，清王朝的金庫已是水盡魚凈，哪里還拿得出錢來呢？
于是，一個辦法就是借外債。借外債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殖民化加深的過程，自然激起了新興的民族資本力量的反對。圍繞“官辦”還是“商辦”，朝廷與地方展開了激烈博弈。保路運動的興起，成為壓垮200多年歷史清王朝宮殿的“最后一根稻草”。
對于余肇康來說，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清王朝加恩再用老臣，但時代的大潮將清王朝的君臣都沖到了“過去”。而只有余肇康主持修建長株鐵路，百年后依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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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