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瑋
穆旦，本名查良錚，中國二十世紀桂冠詩人、翻譯家。他不僅被譽為“現代詩歌第一人”，更憑借精準的譯筆，將普希金、雪萊、拜倫等西方經典引入中文世界，在詩歌創作與翻譯領域構筑了雙重豐碑。作家王小波曾說：“查先生(穆旦)和王先生(王道乾)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近日，《穆旦傳：新生的野力》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為穆旦人生傳記與詩歌評傳的權威之作。全書以穆旦生平為線索，結合各個時期的詩歌創作，敘寫了其坎坷而輝煌的一生。
該書作者鄒漢明歷時十七年，查閱并整理大量未刊檔案、抗戰史料、個人書信、回憶錄與日記，走訪穆旦研究者及其同事、密友，在書中輔以六十幅珍貴歷史圖片，建構起多重記憶網絡中的穆旦生活場景。同時，作為詩人與學者，他也結合自身對穆旦詩歌的細致解讀，闡釋其作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先驅的藝術成就與思想深度：穆旦獻身語言的這一生，應該被牢牢地記住。
《穆旦傳》內頁。
新生的野力
詩與生命交融的一生
穆旦1918年出生在天津，1932年入天津南開中學，在《南開高中學生》上發表詩文。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隨學校南遷長沙，后又徒步遠行至昆明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于西南聯大畢業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投筆從戎，參加中國入緬遠征軍，以中校翻譯官的身份隨軍進入緬甸戰場。1949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
1953年穆旦回國，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1977年逝世。主要詩作收錄于《探險者》《穆旦詩集》《旗》。穆旦精通英語、俄語，代表譯作有普希金《歐根·奧涅金》《青銅騎士》《普希金抒情詩集》，雪萊《云雀》《雪萊抒情詩選》，拜倫《唐璜》《拜倫詩選》，濟慈《濟慈詩選》等。
穆旦的成長之路，與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息息相關，他是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最早開拓者。蒙自湖畔，在威廉·燕卜蓀的引領下，穆旦有意識地閱讀了從拜倫、雪萊、濟慈到布萊克、葉芝、艾略特、奧登等西方作家的詩歌，為其現代主義詩歌風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是期待著野性的呼喊”，這首《玫瑰之歌》寫于1940年，此時穆旦22歲，正值青春年華，身體中蘊含著巨大的生命能量，而古典詩歌的框架對一個“有過多的無法表現的情感，一顆充滿著熔巖的心”來說是一種桎梏，所以詩人決定從“古詩詞的山水”中“突進！”。穆旦在許多篇章中都在歌頌呼喚這種新生的野力。
時代創造了詩人的傳奇，彼時中國身陷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日趨深重。創作于1937年的《野獸》正是當時被侵略的中國的隱喻，“野獸”一詞本身也象征著原始的生命力。三千里的步行遷校之路，穆旦加入了由聞一多、曾昭掄等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途中得以近距離接觸社會和底層人民，寫出了《出發》《三千里步行》《原野上走路》等系列組詩。正因為有此不平凡的經驗，他體會到了“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中國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遼遠呵……”
“二十世紀的中國詩壇，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強烈的民族大義顯得如此突出，令人動容”。“一個詩人的遠征”是作者鄒漢明著力記述的章節。抗戰軍興，穆旦放棄西南聯大教職，戎裝入伍，加入杜聿明親率的遠征軍第五軍，奔赴緬甸戰場。
“一路上，戰友尸橫滿山，慘不忍睹。足足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他在茂密幽深、毒蟲和病疫輪番襲擊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轉轉，絕望地尋找活命的出口。在經歷了差點戰死、累死、餓死、摔死、毒死、發瘧疾病死、被激流沖走淹死、被無數的大螞蟻啃食而死，最后，到了印度，差點又因吃得過飽而撐死……九死一生的經歷，全來自他自身所在的這個慘烈的歷史現場。”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的穆旦，在痛苦與哀傷中，以詩人的激情，創作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上著名詩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穆旦的一生，是苦難的一生、傳奇的一生，是玫瑰與鐵血的傳奇。對殘酷戰爭記憶的獨特書寫，對人性、民族的悲憫情懷，一如在1941年《贊美》詩中反復詠嘆的：“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穆旦傳》內頁。
一名語言的“他者”
為漢語新詩補充養分
本書作者鄒漢明，浙江桐鄉人，主要從事詩、散文、傳記、文史與文學評論創作，其老家桐鄉與海寧毗鄰。據他考證，穆旦出生在天津，終其一生都沒有到過海寧，但在各種表格的籍貫一欄，他都認認真真填著“浙江海寧”四字。徐志摩與穆旦雙峰并峙于海寧文化史，在鄒漢明看來：“當大多數人飯后茶余八卦著徐志摩的種種浪漫故事時，有少數人也在嚴肅地談論穆旦的受難。而對于中文世界這無限的少數人，穆旦的詩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進來的一道光，足夠給蕓蕓眾生以安慰和希望。”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讀到穆旦詩歌起，鄒漢明就認識到，他的150余首長長短短的現代詩，已經為中國新詩提供了一個值得信任的漢詩文本，“這個新詩的文本極具創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穩定、堅固，且帶有一種大時代的語調，足以讓創造它的詩人不朽。我想，對穆旦，從此我們再不應該那么無視”。
《穆旦傳》在回溯生命故事的同時，也對穆旦之于現代漢語、詩歌文體的貢獻做了全面梳理。“他屬于五四以后的那一代人，也很明顯受惠于五四以來日漸成熟的白話。在具體的創作中，這一代詩人跟他的前輩已經有所不同，最明顯的一點是，他毫不在乎公眾俗知的那套詩性語言。相反，他棄絕俗爛的古典語匯，棄絕一切陳詞濫調，而偏愛使用經過他大刀闊斧改造過的現代漢語。他敏銳地覺出了新詩之新的本質所在。他畢生追逐這種新奇，并無所顧惜地將全部的才華傾注在這種直見性命的現代白話中。”
鄒漢明認為，作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追隨現代主義詩歌的強力詩人，良好的學院背景與學校教育（特別是受到艾略特、奧登等當時最前沿西方詩歌的影響），決定了穆旦對詩歌形式、詩歌技藝的重視，以他為首的西南聯大詩人必然發展出白話新詩的文本形式，現代派與中國的歷史、時代經驗，成就了穆旦的卓越。鄒漢明引用龐德語“詩人是種族的觸須”，詮釋了穆旦在詩歌隱喻里觀照的無邊現實。
與詩歌創作的天分媲美，穆旦翻譯的稟賦同樣與生俱來。在《穆旦傳》中，鄒漢明將其文學生涯區分為創作和翻譯兩個時期。1948年前以創作為主，1953年歸國后從事翻譯。他以本名“查良錚”翻譯普希金作品，“勤勉地去做了一名語言的‘他者’ ——以其辛勤的工作，來補漢語新詩的不足。”晚年，穆旦投身于皇皇巨著《唐璜》的翻譯，這種“苦笑”中的樂趣，一直伴隨他到生命的終了。
1977年春節，穆旦因心臟病猝然逝世，留下詩句“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責編：潘華
一審：印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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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聲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