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記”里，湖南“成長”的點滴

2024-11-25 09:10 [來源:華聲在線] [作者:龍文泱] [編輯:劉暢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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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何時成為“湖南省”?“三湘”究竟是哪“三湘”?“八百里洞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湖南日記”里，湖南“成長”的點滴

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龍文泱

“湖南”何時成為“湖南省”？“三湘”究竟是哪“三湘”？“八百里洞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湖南人為何稱呼江西人“老表”？“湖南熟，天下足”竟是清朝乾隆皇帝御批？

想要了解文明燦爛、“個性”十足的“湖南省”是怎樣形成的，讀地方志是一個絕佳的選擇。“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地方志是“一方的古今總覽”。

湖南是方志大省，修志源遠流長、著述蔚為大觀。11月19日，由省地方志編纂院、省文旅廳、省文物局聯合主辦的“志”說湖南——大型史志·文物聯展在湖南博物院開幕，首次以地方志的獨特視角，輔以文物、非遺及科技手段，以物證史，以史釋物。

一本本帶著時光印記的地方志書，像一本本數代湖南人接力記載的詳盡日記，帶你看湖南“成長”的過程。

梁啟超盛贊一批湖南志書：為諸多志書中“最表表者”

泛黃的書頁上，寫著“湖南考古略”五個大字。“這是清代的考古學書籍嗎？”展柜中，清光緒年間的《湖南考古略》引人關注。

其實，這是一本志書，由清代湘潭人盧峻、寧鄉人成業襄編纂，收錄了湖南歷代的遺聞軼事，被輯錄于明清一統志、省志、府州廳縣志及《楚紀》《楚寶》諸書中。

市民在觀展。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郭立亮攝

它旁邊的清光緒年間的《湖南全省掌故備考》由長沙人王先謙編纂，分郡縣沿革、分野、疆域、形勢、山川、水道、古跡、風俗、田賦、藝文等31門，內容之全面，相當于一部湖南全省的準通志。

這兩本志書都曾有一位特殊的讀者：毛澤東主席。

“1954年，毛主席派人到我館借閱《湖南考古略》和《湖南全省掌故備考》。當時負責找出這兩本書的是我館職工陳華惠。”湖南圖書館研究館員尋霖介紹，毛澤東主席特別注重從地方志中了解地方情形。1929年，紅軍占領興國縣城后，毛澤東立即查閱《興國縣志》。紅軍到達瑞金后，毛澤東又托人找來《瑞金縣志》。

編修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行為。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表示，希臘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國，都沒有留下與中國地方志相似的文獻。要了解中國文化，就必須了解中國的地方志。

“地方志是地方最重要的官書。中國歷史上，編修地方志歷來是地方最重要的文化活動。古代地方志通常由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主持編修，并聘請當地德高望重、學識淵博者執筆纂修。”本次展覽策展人熊建華告訴湖南日報全媒體記者，湖南地方志源于三國兩晉時期的湖南“地記”。南宋時，始稱為“志”，內容、體例漸趨統一。清代，湖南地方志書發展到達鼎盛時期，纂修的省、府、州、廳、縣志達350多種，出現了許多方志編纂名家及名作。

聯展展出的古代方志典籍和文物。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郭立亮攝

梁啟超在其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列舉了一些地方志名作，包括湖南的諸多志書。如鄧顯鶴編纂的《武岡州志》《寶慶府志》、郭嵩燾與李元度編纂的《湖南通志》等。其中，郭嵩燾編纂的《湘陰縣圖志》、王闿運編纂的《湘潭縣志》《桂陽州志》被梁啟超認為是這些名作中的“最表表者”。

清代，湖南還出現了輿地世家：新化鄒氏（當時的新化今天屬于邵陽隆回）。梁啟超點贊的鄧顯鶴纂修的《寶慶府志》，其中的地圖均出自鄒漢勛兄弟及子侄之手。這本志書為方志界所稱道，被譽為“博贍精詳，典雅宏麗”的“最為精善”之作。清光緒年間的《湖南通志》中的90幅輿圖（即地圖，多指疆域圖），也大都出自新化鄒氏之手。

新化鄒氏人才濟濟。鄒漢勛是中國近代輿地學奠基人，與魏源、何紹基并稱“湘中三杰”。他將傳統輿圖的繪圖原則與實地測量、多色成圖、創造標識符號等方法結合起來繪制新圖，其中還包含了西式地圖理念，為地方志書輿圖繪制做出了示范。鄒代均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主持了中國第一張銅版彩色《中外輿地全圖》的印制。鄒新垓則是新中國地圖出版事業的開拓者與組織者之一。

清代始有“湖南省”，“江西老表”有志可依

清代，“湖南”成為“湖南省”。“湖南人”成為如今的“湖南人”，則是“江西填湖廣”以后。

本次展覽策展人熊建華介紹，夏商周時期，中國分為“九州”，湖南一帶屬于荊州。春秋戰國時期，湖南逐漸被納入了楚國版圖。隋代一統，湖南在中央王朝治下，政區逐漸穩定。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中央王朝設湖南觀察使，湖南之名首現正史。宋代，湖南的行政區劃為“荊湖南路”。元代推行行省制，湖南隸屬湖廣行省（轄區包括今湖南湖北兩省和廣東、廣西、貴州的部分地區）。明代，湖廣行省被劃分為湖廣、廣東、廣西三個布政使司，湖廣專指兩湖地區。清初，朝廷將湖廣布政使司分為左、右兩個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年），右布政使司與原設在沅州（今芷江）的偏沅巡撫均將治所設在長沙，轄治區域涵蓋了今湖南全境。康熙六年（1667年）設湖南布政使司，“湖南”作為一個獨立省級行政區自此基本定型。

聯展展出的里耶秦簡。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郭立亮攝

清代乾隆年間開始，湖南、湖北分修通志。湖南圖書館藏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湖南通志》，是“湖南”作為一省行政區域的首部《湖南通志》。

“湖南省”有不少別名，如“三湘”。不過，“三湘”究竟是哪“三湘”呢？人們的解讀很多，并無定論。

本次展覽根據史籍進行了梳理，認為“三湘”理念的變化與湖南政區，以及古人對湖南地理特點認識的變化有關。南北朝以前，“三湘”主要被認為是漓湘、瀟湘、沅湘。唐宋前后，為瀟湘、蒸湘、沅湘。明清以后，則是瀟湘、資湘、沅湘。而明清以后的說法似乎更能代表今天湖南的區域范圍。

一個有趣的點是，湖南的不少古城遺址在古代志書中有記載。如位于常德澧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雞叫城，它因發現中國最早最完整的木結構建筑基礎獲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清同治年間的《直隸澧州志·古跡》中，有關于雞叫城的記載：“州北二十里，平原中突起土阜，周遭如環，約四百余丈，中間甚平衍，四門相向，不類生成者。俗傳仙人夜筑此，值雞鳴而止，故名。”

聯展展出的出土文物。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郭立亮攝

如今的“湖南人”更是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融合的結果。史前到商周時期，湖南地區有三苗、古越人、巴人、濮人等族群，也有來自中原的商人、周人。

秦漢以后，每逢中原地區戰亂，湖南就成了避亂的人們的重要僑居之地和經轉地。中央王朝為了對南方偏遠地區進行有效管理，向湖南輸送兵力，在此建立據點、強化通商，一些中原官兵、商人也在此扎根。北人南遷湖南，帶動了中原文明、中華文化向南傳播。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明清時期的北人南遷，以及江西填湖廣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使湖南人口結構產生了巨大變化，深刻影響了湖南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

最為人們熟知的，是湖南人稱江西人為“江西老表”。湖南史志乃至家譜、族譜中，多記載自己家來自江西。如清同治時期的《醴陵縣志》，有“土著亦僅存十八戶……洪武初招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今江西）最多”的記錄。民國時期的《沅陵縣志》《桃源縣志》等，也有關于江西人遷徙到湖南的內容。

作為歷代最權威、最全面的地方官書，湖南的地方志與相關史料、出土文物相互印證，見證了湖南的華夏化進程，證明了湖湘文明是中華文明中的重要內容。

“八百里洞庭”與“湖南熟，天下足”

“八百里洞庭”“長江之險，險在荊江”“湖南熟，天下足”，你知道這些耳熟能詳的說法是怎么來的嗎？

前兩句都與湖南的“母親湖”洞庭湖有關。

長江中游從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陽城陵磯，古稱荊江，以北是古云夢澤，以南是洞庭湖。

兩本《洞庭湖志》展示了洞庭湖的演變史。一本是清朝道光年間的《洞庭湖志》，古代唯一的洞庭湖專志。它經過70年的編撰增補，在時任江南道監察御史陶澍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刻行世。還有一本2013年版的《洞庭湖志》，記敘了洞庭湖的歷史演變與治理成效。

聯展展出的古代方志典籍和文物。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郭立亮攝

洞庭湖的演變，唐宋是一個關鍵時期。唐宋之前，長江主流主要注入地勢低洼的江漢地區，南部的洞庭平原因地勢相對較高，長江來水來沙干擾較少。唐宋時期，“八百里洞庭”開始出現在詩文中，形容湖區水域之浩渺。此后，洞庭湖與長江逐漸演變為“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倒灌格局，洞庭湖成了汛期長江水的重要蓄聚之地，出現“長江之險，險在荊江”的說法。

從此，治理水患成為湖南人的重要課題。清雍正十二年刻本《惠烈錄》記錄了一個與洪災有關的慘烈又感人的故事。明清以來，洞庭湖水患不斷。常德漢壽地勢低洼，連年水澇，賦稅不減，民不聊生。明代洪武初年，龍陽（今漢壽）縣尉青文勝替百姓爭取權益未果后自殺，引起明太祖朱元璋關注，最終龍陽百姓賦稅得減。

清朝道光年間的《洞庭湖志》，則有“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的記載。新中國成立以來，洞庭湖得到系統性治理。

“湖南熟、天下足”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批。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明清時期，水稻的地位在我國糧食作物中躍居首位，長江中游地區的湖廣（今湖南湖北）稻作農業的地位逐漸取代下游地區。明正德年間，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民諺。清代，湖南成為“天下第一出米之區”，乾隆皇帝御批“湖南熟，天下足”。

考古發現表明，湖南稻作歷史有上萬年之久。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人工干預痕跡的水稻。距今10000至8000年左右，澧陽平原一帶的水稻種植已形成一定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