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逸泉
蟬聲漫過受降紀念館的石階時，我再一次站在英烈墻前。那些被烽火熔鑄的青銅名字，在7月的陽光下泛著微光。指尖撫過深淺不一的刻痕，突然觸摸到一個特別的名字——“陳樹生，機場修建隊，1943”。
講解員說，這面墻上的名字大多屬于沖鋒陷陣的戰士，像陳樹生這樣標注“機場修建隊”的，整面墻只有7個。我看著那行小字出神，蟬鳴突然變得遙遠，恍惚間聽見鐵鍬撞擊巖石的悶響，從80年前的時光深處傳來。
飛虎隊隊員在芷江機場。（資料圖片）
80年前，就是在這片土地上，上萬名湘西百姓用石磙和血肉之軀，在百日之內碾出了遠東第二大機場，后又征調民工擴修。玻璃展柜里陳列著一張泛黃的照片：赤膊的民工們正在夯實地基，他們身后，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石碾隊伍，像一條巨龍。
走入受降廳，墻上的航空照片里，整齊排列的B-25轟炸機在陽光下閃閃發亮，而它們腳下的跑道，還留著湘西百姓手掌的紋路。講解員說，受降儀式用的桌椅，正是用當年修建機場剩下的木料打造的。
紀念館后身的山坡上，保存著一段機場跑道的殘基。青灰色的混凝土里嵌著細碎的卵石，邊緣被風雨啃噬得參差不齊，像一截斷裂的巨骨。石碑上的文字記載著他們如何筑起這座機場：沒有機械，就靠木杠撬動巨石；沒有水泥，就用石灰混合桐油；沒有營房，就在雪地里搭草棚。
“那時候的人，真把命別在腰上。”守碑的老人姓楊，祖上三代都在芷江機場周邊生活。他指著跑道殘基上的幾個淺坑說：“這是炸彈炸的。日本人知道這機場要緊，三天兩頭來炸。白天炸塌了，晚上舉著火把接著修，天亮了照樣能起落飛機。”
老人的祖父曾是修建隊的伙夫，留下一本磨得卷邊的賬簿。我在紀念館的文獻室里見到了它，泛黃的紙頁上用毛筆字記著：“正月十三，領糙米三石，傷兵五人。”“三月廿九，雨，抬石者墜崖二。”最讓人心驚的是四月初七那頁，只寫著“敵機七架，亡十六”，墨跡被水洇過，暈成一片深色的云。
離開文獻室時，夕陽正把機場舊址的輪廓拉得很長。遠處的停機坪上，現代客機正緩緩滑向跑道，機翼反射著金光。而在80年前，這里的天空時常被硝煙染黑。有資料記載，從1943年到1945年，芷江機場起飛的戰機擊落了兩百多架日軍飛機，為湘西會戰筑起空中屏障。
紀念館的檔案里藏著一張老照片：一群衣衫襤褸的民工圍著一架戰機，有人正用粗布擦拭螺旋槳，有人踮腳觸摸機翼，臉上帶著拘謹的笑。照片背面寫著“1944年夏，P-40戰機進駐”。我突然想起陳樹生的名字，他會不會就在這群人里？或許他就是那個踮腳摸機翼的青年，心里藏著一個關于飛翔的樸素愿望。
暮色漸濃時，我又回到英烈墻前。晚風拂過，青銅名字上的微光流動起來，像一群螢火蟲在暮色中蘇醒。我試著想象陳樹生的模樣：或許他握慣了鋤頭的手掌磨出了血泡，卻依然把每一塊卵石擺得整整齊齊；或許他曾在轟炸的火光里救下工友，自己卻被彈片劃傷了胳膊；或許他在完工那天，望著第一架飛機升空時，悄悄許了愿，盼著戰爭結束早點回家種田。
但他沒能等到那一天。史料里關于他的記載只有寥寥數語：1943年5月12日，日軍轟炸機場時，為保護油料庫，陳樹生和另外五名民工用身體頂住即將坍塌的油布，被埋在炸塌的掩體下。
離開芷江那天清晨，我又去了機場舊址。晨露在殘基的卵石上滾動，折射出細碎的光。遠處的新機場傳來轟鳴聲，一架客機正沖破云層。陽光漫過受降紀念館的屋頂，漫過英烈墻，漫過那段沉默的跑道殘基，在地上織出一張透明的網，把過去與現在輕輕連在一起。
踏上歸途前，我買了一本《芷江機場志》。翻到“修建隊名錄”那頁，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陳樹生：湖南新化人，生于1919年，1943年犧牲，時年二十四歲。名錄的最后附著一句注腳：“無名者逾千，皆葬于機場東崗。”
飛機起飛時，我貼著舷窗往下看。晨光中的芷江像一片安靜的荷葉，新機場與舊跑道在大地上構成奇妙的夾角，仿佛時光在這里打了個結。那些被青銅銘記的名字，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魂靈，都化作了這片土地的刻度，丈量著從烽火到和平的距離。
舷窗外的云層翻涌，像極了80年前的硝煙。我想起守碑老人說的話：“現在的飛機飛得穩，是因為當年的人把路鋪得實。”忽然明白，所謂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無數個像陳樹生這樣的人，用生命在時光里刻下的溫度。
那些刻痕里，藏著一個民族的筋骨。
責編：劉暢暢
一審：印奕帆
二審：蔣俊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